其实，这个时候所谓的“尊号”，意义可以和皇帝划等号。换言之，嬴政已经觉得夏之“后”，商之“帝”，周之“王”，已经无法凸显其功德之盛，需要寻找一个更加高贵完美的词汇作为自己的称呼。所以，“皇帝”一词的出现，本身是为了解决尊号用词的问题。由此，笔者觉得虽然后世，特别是唐以后的尊号，意义和秦汉时期的尊号已经完全不同，但是却在性质上显示出了一脉相承的关系。
笔者认为，宋代史学大家范祖禹在《唐鉴》里就向我们揭示了这种承接关系，“尊号之兴，盖本于开元之际。主骄臣谀，遂以为故事。”范祖禹在这里一是谈到了谈到了给帝王上尊号的风气开始兴盛，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一客观史实。然后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向我们揭示了尊号开始在唐代盛行的原因，就是“主骄臣谀”。唐玄宗缔造的开元盛世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隆基沾沾自喜，这就出现了所谓“主骄”的局面，而“臣谀”则是“主骄”的产物，尊号开始泛滥的情况，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，并一直持续到了整个封建时代结束。
尊号泛滥的始作俑者
而唐代尊号之泛滥，笔者觉得又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。一是尊号会被不止一次地被频繁加尊，而不论帝王生前死后，比如唐玄宗在生前被加尊号多达六次，死后又再次被追加为“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”，这其实也就是唐玄宗在民间被称为“唐明皇”的由来。其次，尊号的字数不断追加，李隆基生前的尊号就达到了十四个字，“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”，很考验肺活量是不是?这种情况，其实也就是陆贽所说的“尤恐称述未周”，生怕没有用尽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词汇来描述皇帝的功德。
然而这种情况备受史家批评，北宋孙甫对此就颇有些嗤之以鼻，他的史学大著《唐史论断》历述了唐朝三百年的治乱兴衰，颇具有历史批判性。在这本书里，他就批评过唐代尊号大盛的情况，他认为像唐高祖李渊，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杰出帝王都没有滥用尊号，甚至连秦始皇这样非常想在称呼上给自己“加戏”的人，也未曾使用尊号。
唐代真正的英主，反而不在意尊号
并且，他进一步批评了唐玄宗，认为他给尊号之滥开了一个坏头。唐玄宗自己对“善恶”的标准，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，然而他“明知故犯”，忘却了唐高祖和唐太宗这样圣主明君的务实做法，反而效仿唐高宗和唐中宗这样搞“面子工程”图虚名的不实之举，实在是不应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