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建社会，等级森严。这森严的等级，并不仅仅体现在君与臣、官与民之间，就是寻常百姓黔首，也有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，良民和良民之间有差别
当人们活在虚幻的繁荣中时，所有人都忽视了危险，觉得繁荣不但将依旧，而且会更好。但晚明越来越频繁的民变，恰恰说明这种虚假的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是更大的危机。
民变，并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吏治更加清明，民变的领导者大多是有产阶层。因此，他们并不希望改朝换代似的革命。
然而，革命要来的话，任何人都无法抵挡。万历中后期，自然灾害频仍，吏治以及洪武荒政体制的衰落，直接造成农民起义的出现。农民企业则是以改朝换代为根本目标，革的就是朱家的命。
最终，在虚假繁荣下，明朝的大厦轰然倒塌。而在大厦坍塌前，明朝的娱乐业到了疯狂的地步。
奢侈能够促进的经济只是畸形经济，只是少数人的享乐。节俭过头儿将导致物质难以增长，奢侈一到则是亡国灭种。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农业文明，根本没有到奢侈的地步，人心也不会正确看待少数人的奢侈、多数人的受苦。当然，全世界都是如此。有人把美国奉为榜样，但目前美国的极端民粹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。
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乾隆时期的《消夏闲记摘抄》和《禁奢辩》等书中的一些合理情节，来论证奢侈有一定的正面价值，甚至催生了晚明的经济大发展。
陆楫生于明正德十年(1515年)，卒于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，他的观点总结一句核心就是：秦淮歌舞是国家太平的表现，是一种社会的进步。节俭可保一人或一家不贫，扩大到全社会则未必。并且斩钉截铁地说，我从来没看到过奢侈可以把全社会变得更穷的案例。
古希腊、古罗马以及我国许多朝代，从经济方面讲都是在高峰时灭国王朝的。因此，如果历史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，仅仅从经济史或政治史或军事史单独面来看待历史的话，许多问题都不会想明白。明朝的经济虽然高度发展，但这与明朝的生产力严重不符的。
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方奢侈的时候，西部却因为流民爆发各种问题，甚至农民起义;当众人奢侈的时候，南方的城市民变问题越来越多。嘉靖朝还只是奢侈的过程中，但看看万历朝如何?甚至嘉靖三十一年后，民变问题如何?
嘉靖家家干净一次也不会出来了。
同理，顾公燮则是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期的人，他的观点比陆楫还要更进步一些，“有千万人之奢华，即有千万人之生理。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，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。”。
他还以乾隆时期的苏州为例，举了一些奢侈行业的门类“即以吾苏郡而论，洋货、皮货、衣饰、金玉、珠宝、参药诸铺，戏院、游船、酒肆、茶座，如山如林，不知几千万人。”。
但是，郑公燮显然是在偷换概念。奢侈是一种行为，而不是一种职业。奢侈是一种思想，而不是消费行为本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