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三)长平之战的战略意义
如上述，秦赵长平之战及其结果，在战国“大格局”中，具有着“攻守之势易也”的划时代意义。笔者认为，这个意义之于“天下大势”的重要性，甚至超过了末期的秦“平定天下”的“最后决战”。
如果说，以武力方式实现“定于一”的“大一统”，是“果实”，那么，平灭六国的最后决战，就是“收割”;而数十年前的秦赵长平之战，则是“播种”。
撇开粗率的比方，想要稍稍清楚点儿讲讲长平之战的战略意义，先要简单捋捋当时“大势”，即“基本形势”、“基本格局”。
很多人都知道“战国七雄”——楚、魏、齐、赵、燕、韩、秦(按战国早期各国综合实力排序)。很多人也偏误地认为，战国时代，只有这七个诸侯国。其实，直至秦统一稍前，在被当时称“天下”的地域范围内，也还有十数个其他小诸侯国。
在战国时代开始的时候，偏远在“西部”的秦国，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差的。差到差点儿被“七雄”的其他六国瓜分。除了恐武好战的“国家性格”和还算“高水平”的“单兵作战能力”，其他所有方面，都跟其他“大国”没法比;综合军事实力，也并谈不上。
历经商鞅变法、远交近攻两度脱胎换骨的战略式突进后，秦国这个“差生”，在七八十年间(商鞅变法二十余年、惠文王二十余年、宣太后主导政局近四十年)，跃升成为“优等生”，但还没到“名列前茅”、第一的水平。
在这七八十年的中段或稍早的“惠文君”时代(国君嬴驷，在位纪年二十八年，第十四年称王，史载称之前为“惠文君”，之后为“惠文王”，宣太后芈氏为其宠姬)，就基本确立了吞并其他诸侯国的“终极国策”。在纵横家张仪“相秦”后，这一策略，几乎完全笃定。
但在当时，秦国的实力，距离这个“大目标”，还差着十万八千里;遂对外采取“远交近攻”策略，对内着力发展军力。
至昭襄王(嬴稷，嬴驷与宣太后芈氏之长子，在位纪年五十六年)中后期，即宣太后放权、去世之后，秦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，都获得长足发展，吞并天下的“大目标”，拉近了很多，但仍可谓“强敌环伺”。
那时候，由于秦的“进步”与“狼视山东”、韩魏被秦严重削弱、燕赵密切、齐楚愈强、门阀做大、合纵之势“抬头”等诸多复杂且相互作用的因素，秦国政治上相当孤立，外交战略作用越来越弱;在以魏国人范雎为代表的“新客卿”影响下，失去了母亲宣太后的有力辅佐、同时也从其巨大“政治阴影”下解脱出来的秦昭襄王，确立了“远交近攻”向“近交远攻”扭转的对外策略大调整。
当时，“七雄”中的“老大”是楚国——疆域最大、资源最丰富、人口最多、综合经济实力最强，“理想集结”前提下，“理论”军事实力也最强。
楚国以下，论“国力”，齐国是当之无愧的“二哥”;秦国充其量也就是“并列第二”。论军力，齐国跟秦国也不相上下。
楚国太大，政治结构松散，军事力量很大部分是“复封”贵族的“私兵”，只有在极其严重的战争威胁下，整个国家才可能真正“抱团”。而且，也只是——可能。
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要陪2亿白银？这2亿白银的价格是怎么定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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